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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浙江大学“国际前沿传播理论与方法”高级研修班顺利举办

编辑:liuye 作者: liuye 时间:2018-07-04 09:41:17 访问次数:613

2018年7月1日,为期八天的第十届浙江大学“国际前沿传播理论与研究方法”高级研修班在苏州顺利落下帷幕。本届研修班主题为“数字文化与社会:结构·文化·实践”,由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威斯康星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联合主办,苏州大学新媒介与数字文化研究中心、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承办。承袭历年的传统,研修班采取授课研讨和论文工作坊相结合的方式,既旨在令学员接触国际传播学界的前沿理论、概念、方法,也意在推进中国大陆传播学界对数字文化诸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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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文化作为“正在形成的一套关乎人们在当代网络社会中如何行动和互动的理念、实践和期待”,成为当代生活方式的显著特征。它既贯穿在媒介和传播的生产、流通、消费和使用的各个环节,同时与社会制度、社会关系、情感结构与社会变迁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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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研修班广邀海外名校学者围绕网络公共参与、网络审查监控、视觉文化、个人隐私、线上社群、APP文化等议题展开授课,并与学员深入交流,不仅将国际前沿的学术议题和研究成果带入研修班,也讨论了中国本土化情境下的理论创新。在为期八天的研修班中,来自海内外20余所高校的70余名青年教师和博士生参加了研修班授课和工作坊研讨。学员积极与授课学者交流,对研修班的教学质量和组织工作大为赞赏。

 

一、 互联网与公共生活

 

研修班第一课,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传播艺术系教授、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思源讲座教授潘忠党聚焦社交媒体时代的公共生活和真相机制。他指出,当代公共生活媒介化,不同层面和范畴的社会交往充分展开,呼唤一个“元理论”层面的、具有高度囊括力的对传播的理解。另一方面,当下事实核查机制弱化,“后真相”违背了民主的公共交往所要求的特定的伦理规范,包括民主的基本价值、理性的基本规则(例如尊重真实和逻辑、最少的道德预设)。在这个关口重提新闻专业主义,不仅是要重塑起新闻人的职业意识形态,还要将其建构为整个社会走向民主的公共生活的伦理规范或“元传播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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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罗拉多大学传播系Stephen J. Hartnett教授则聚焦特朗普主义在美国的崛起。他通过对特朗普在总统大选中的线上与线下言论的话语分析,归纳了特朗普获得选票的五大话语策略:破坏真实、宣扬美国衰败论、将精英描绘成人民的敌人、对伟大时代的怀旧、宣扬极度仇外的本地主义。在大选结果出炉前,美国的民调显示支持特朗普的只是极少数人群。特朗普之所以赢得选战是由于他的选战团队在赛博空间中注入了大量谎言和广告,Stephen称其为“赛博战争”。此外,他还提醒学员关注互联网上仇恨言论、暴力的政治异见对公共空间生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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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外一场有关中美关系和国际传播的演讲中,Stephen J. Hartnett教授以美国与战时国共两党的合作与斗争的微妙关系为例,引出这种亦敌亦友的复杂关系,同样存在于网络空间中。美国对于中国的认知不是单一和固化的,存在着不同阵营。Stephen教授总结出中美关系的主要三种范式:自由的国际主义范式(Libral Internationalist)、现实主义范式(Realists)、鹰派人物范式(Warhawks)。他指出,美国政府架构的基本运作方式是三权分立,而新闻业作为第四种力量监督着三个权力主体。此外还存在第五力量,即公民社会,真正使得美国民主运行的是公民社会的力量。在此基础上,中美之间弥合数字鸿沟需要做到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通过生产真正的新闻来彰显自信。第二,信任和合作。第三,借助国际性组织。第四,支持自由的国际主义范式。

 

一、 数字技术与视觉文化

 

威斯康星大学传播艺术系Jeremy Morris副教授以几款看似寻常、无甚价值的APP为例,探讨了APP的跨学科传播特性,众多APP在APP store里的权力争夺和文化抵抗,以及寻常软件(mundane sofeware)如何嵌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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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运用大量案例生动地说明,很多APP的功能很单一,往往解决人们简单、具体、微小的日常问题。但恰恰是这种无处不在的寻常性,成为社会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研究相关现象的价值基础。在Morris看来,寻常软件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微功能化(micro-functional)、微交易化(micro- transactional)、微控制化(micro-control)。APP开发商要进驻APP 商店需要技术的兼容制约和苹果公司的编辑监控。苹果公司以用户安全的名义,在审查过程中其实都带有政治性的考量,由此为APP开发者设下重重结构性的障碍。

 

    Jeremy Morris教授不仅热衷于研究当下的APP文化,音乐发烧友的身份也使他尤为关注互联网中的“声音”(sound)。声音具有深刻的文化含义,它是艺术的表达和文化的表达,今天的人们可以通过听播客或喜马拉雅电台等感受公共生活。虽然声音商品是互联网发展的重要要素,声音的历史也十分丰富,但现存的对互联网的历史叙述常常抹去这一部分。Morris指出,研究声音的历史存在几大难点:一是过去的声音格式老旧,对播放技术有所要求;二是流媒体服务使得保存声音变得更加困难;三是要保留的不仅是文件,还包括它使用时的情境。Morris教授带领威斯康星大学团队正在建设一个声音的数据库,为声音研究保存下重要文本和音频资料。

 

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Anthony Shadid讲席教授Marwan M.Kraidy关注的则是数字空间中的视觉文化。通过对“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的宣传图像中非暴力内容与观者评论的分析,他发现图像不再再现和表征现实,而是通过建立数字奇观(Spectacle)来影响人们的情绪。“伊斯兰国”制作的纯金货币、扩张地图等数字图像虽然不符合现实,但这些带有繁荣和平或恐惧色彩的奇观却会使部分人服膺”伊斯兰国”,或使”伊斯兰国”的敌对者感到不安。不过,尽管数字奇观会影响人们的情感,但Kraidy教授也发现网民的戏仿行为有破坏奇观、让笑声消解恐惧的效果。奇观的世界是没有对话的,而“伊斯兰国”却因为网民的戏仿而被迫发起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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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idy教授的另一场讲座分享的是火作为重要的视觉符号,“伊斯兰国”的宣传影片中如何影响观看者对于地缘政治的理解。他提出了几个重要的理论概念:数字图像不应该只是表征的概念,人们会通过具身化的经验去直接感知它;运转中的图像更不是再现某个客体,目的不是传递信息,其本身就是行动的一部分。伊斯兰国影像中的火就是一种运转中的图像,它涵盖两种主要类型:射弹式的图像与治愈的图像。火作为射弹式图像时,主要传递着治理、惩罚、征服的隐喻,比如炸毁伊拉克叛教者的营垒、火烧约旦飞行员、虚拟火弹在欲占领的国家的地图上炸开等等。火作为治愈的图像时,传递着保护的隐喻,比如在地图上用火焰作为边界划定伊斯兰国的疆土Kraidy教授认为,与其“火”中介性地传达了关于地缘政治的意识形态,不如说“火”直接引起了人们的情绪变动,增强了数字地缘政治的威力。

 

一、 数据隐私与话语争夺

 

宾西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副院长Joseph Turow教授则引领学员重新思考在互联网时代,大众传播不同于传统定义的新特征。在数字化媒体时代,各方力量更多地聚焦于受众。受众不是以一种具体的形式存在的,而是被社会建构出来的概念或角色,真正的受众只存在于头脑之中。媒体利用受众的概念来满足代理商或者说雇主的需求,这里的代理商主要是指政府、广告商等,代理商发生变化,媒介也随之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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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数据时代,数据的量、速度和种类不断被收集和观测。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处理,商家可以预测受众下一步会做什么,以及其潜在的消费趋向。购物是公共领域的一部分,是最主要的民主活动之一,然而媒介研究者经常忽视这一点。我们在商场中享受数字化带来的方便和快捷的同时,也在时刻让渡着我们自身的数据。对于用户的精细化分类也随之产生并延展了数字歧视行为。

 

  对营销与零售业中数据收集使用行为的观察,也使Turow教授重新反思媒介研究的概念。他提出,人们时刻都处在“在线”的状态,哪怕在物理空间行动,他们生产的数据都在线上即时流动。这些数据作为用户的反馈信息,被划分为不同的人群范畴,帮助公司形成用户画像,用于信息的精准生产与投放,深刻地介入到传播过程中。因此,媒介研究应该关注隐私数据的采集、处理与使用等问题,媒介内容也在形成以数据为主导的全新的叙事方式。


  对数据的采集与使用虽然为生活带来了便利,比如医院会为病人建立电子就诊档案,但数据一旦滥用,我们的生活将面临巨大的风险。尽管如此,21世纪围绕数据的监视却开始被正常化和自然化。通过问卷调查,Turow发现,人们被动地顺从于这种“监控资本主义”。集体的顺从背后是社会结构的影响。通过多家大公司隐私条款的分析,Turow总结了它们的四大话语策略:安抚、转移注意力、误称、行话。Turow提醒我们,数据监控将影响政治民主和文化民主,是当代数字社会中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科罗拉多大学传播系系主任Lisa B. Keranen副教授以十年前的一桩医疗旧案为个案,探讨了在数字网络空间中具有争议的疾病是如何通过各种修辞手段和传播方式争取话语权并建立自身的科学性和合法性的。在这桩案例中,一位美国母亲怀疑小儿子患上罕见的皮肤病——皮肤上长出各种颜色的纤维,并将之命名为莫吉隆斯症(Morgellons),但皮肤病医生则认为孩子患上的是寄生虫妄想症,一种精神性心理疾病。家长之后借助各方力量、通过互联网让大众了解、认识该病,参与到该病的证据搜集和宣传推广中,甚至争取到40位国会议员的签名成功游说美国疾控中心(CDC)发起对该病的专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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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这一案例,Keranen指出,在医患双方的关系中,存在着复杂的话语和权力关系。数字文化的发展为患者赋权,在界定到底什么是健康和疾病的问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患者可以借用各种说服的修辞手段,消解医生的权威,深刻影响和改造医患关系,但数字文化的作用到底是正面还是负面,则很难一概而论。医患双方在试图互相说服对方中,塑造了彼此的话语实践。

 

一、 数字文化与社会

 

   最后,宾夕法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格雷·李·博格斯教授杨国斌从英国新左翼关于文化与理论的论争说起,探讨了研究数字文化与社会时的应有的取向。雷蒙·威廉斯批判精英文化观,强调文化的普通性,主张文化是生活的全部。汤普森对威廉斯展开批评,认为威廉斯虽然大大扩展了文化的概念,但他仍然忽视了文化中的冲突。汤姆森反对抽象的理论,认为理论会将复杂的生活简单化,而霍尔又批判汤姆森走向极端,完全放弃使用理论概念会导致我们无法把握复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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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国斌教授主张,做研究一定要先使用经验材料把现象描述得足够清楚,再谈理论概念。数字文化的内涵非常广泛,研究者可以关注特定人群如极客,特定空间如网络论坛、城市空间,特定实践如网剧的生产,特定冲突如记忆争夺、网络审查等等。研究者拥有丰富的研究对象的同时,也要考虑共同的问题:是否有批判的意识;是否呈现“生活”以及其中的矛盾、问题、变化;是否分析了问题的原因;是否呈现了生活中人的故事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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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熊忭、颜敏 (浙江大学)

      摄影:李素瑀 (苏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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