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梁启超一生的报刊活动中，《时务报》影响深远，它是维新派最重要的舆论阵地。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刊，康有为幕后策划，维新派官员黄遵宪带头具体筹备，梁启超任总编辑，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幕僚汪康年任总经理。稍后康有为又派自己的学生徐勤、麦孟华、欧榘甲去协助梁启超，国学基础深厚的章太炎、王国维也曾一度参与《时务报》的编撰工作。
   《时务报》是旬刊，以“域外报译” 为主，同时开设言论栏目。初创时期24岁的梁启超总揽编撰工作，“日不逞食，夜不逞息”地为维新变法呐喊。从创刊到1898年停刊共出69期，除译文外，该报总共发表的政论文章有133篇，梁启超一人就写了60篇，他的维新变法思想的代表作是《变法通议》。此文曾在《时务报》连载21期，涉及到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问题，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阐明了维新变法主张，是维新派的政治纲领。他的新闻思想的代表作是《论报馆有益于国是》，提出了“去塞求通” 的观点，认为报馆有耳目喉舌的作用。除梁启超外，《时务报》还发表汪康年、徐勤、麦孟华、欧榘甲等人的许多政论，因为是在《时务报》发表，又都像梁启超的文章那样谈论时务，宣传维新变法，所以人们就把这类文章称为“时务文体”。和当时流行的八股文、桐城派的文章比较，“时务文体” 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形式上都是一次改革。《时务报》和梁启超以及以梁启超的作品为代表的“时务文体”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效应，《时务报》出版后“举国趋之如饮狂泉”①。“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瞰，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②
   《时务报》大胆而新颖的言论，使读者大开眼界，受到了爱国臣民的欢迎。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及浙江、安徽等地许多官员都曾下令部属订阅《时务报》。正是由于读者的欢迎和官员们的提倡，《时务报》的发行量与日俱增，创刊时3000多份，一年后增到1．2万份，最高达1．7万份，成为维新派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机关报。
   《时务报》的维新变法宣传也受到了封建顽固派官员的反对和破坏，他们一边上书指责，要求朝廷查封该报，一面又大肆诬蔑，横加干涉，妄图让梁启超就范。这两招失败后，洋务派官僚张之洞便通过他的亲信汪康年从《时务报》内部夺权。
   《时务报》创刊时，汪康年是总经理，并不干预编务，但由于张之洞在后面撑腰，自1896年9月汪康年就认为《时务报》是他个人创办的，他是“东家”，梁启超是“佣工”。在人事问题上，本来是由黄遵宪、梁启超、汪康年三人商议决定，而到1897年，汪康年就独断专行，排除异己，同时他还擅自改动梁启超的文章，虽然梁启超曾和汪康年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无法取胜。1897年10月，他再也忍受不了张、汪的排挤，与欧榘甲一块去了湖南。在此之前，徐勤、麦孟华已去了澳门和北京，《时务报》遂完全落人汪康年之手，变成了洋务派的喉舌。康有为对失去这样一个重要的舆论阵地极不甘心，1898年6月开始的“百日维新”期间他曾想经光绪帝夺回，但因戊戌政变而没有成功。
   ①梁启超：《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清议报》第100册，1901年12月ZI日。
   ②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梁启超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