沦陷区主要在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等地区。东北以长春。沈阳为中心，华北以天津、北平为中心，华中以南京。上海为中心，华南以广州为中心。在沦陷区，日寇及它扶持的伪政权和汉奸组织创办了大批报刊、通讯社和广播电台。这些敌伪新闻事业一统天下，一切抗日报刊都严禁出版。
   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傀儡伪满洲国，从1932年起，即逐步加强对新闻出版事业的控制。1933年4月，日本关东军控制设立的“新京广播电台” 正式开播。同年8月，满洲电信电话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电电”）成立，成为日伪控制垄断东北广播事业的中心。1940年底成立“国务院弘报处”，作为控制思想文化的机构，对新闻事业实行“官制统治”。1941年，伪满洲国颁布“弘报三法”，即《通讯社法》、《新闻社法》、《记者法》。成立伪“满洲国通讯社”，出版汉文《康德新闻》、日文《满洲新闻》和《满洲日日新闻》（二者后来合并为日文《满洲日报》）。日寇和伪满政权，一方面利用御用新闻工具宣扬奴化思想和殖民政策，另一方面严禁抗日报刊的出版和关内抗日报刊输入东北。
   天津的《庸报》，早在“七七” 事变前已为日寇收买。天津沦陷后，更卖力地为日寇的侵略进行宣传，成了直属于日本驻屯军的机关报。它受日寇的武装保护，并雇用流氓强迫市民订报，因此它成了华北地区销量最大的汉奸报纸。
   北平的《新民报》，是日伪组织“新民会”夺占成舍我的 地界日报》后，改组成的一份日伪大报。小型报《实报》投敌成了汉奸报纸。此外还有日本“北支派遣军报道部” 和伪“治安总署” 的机关报《武德报》等。1944年5月，上述各报奉令停刊，集中创办《华北新报》，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情报局主持，情报局局长管翼贤任社长，加紧垄断控制，成为华北惟一的一家日伪报纸。日伪劫夺原北平广播电台改建伪“北京中央广播电台”，于1938年1月1日起用日语、汉语广播。
   上海的《新申报》，是日军指挥部出资创办的大型日报，是日寇的重要工具，日本人极尾与市任社长。日寇利用原国民党上海广播电台的设备建起伪“大上海广播电台”。
   汪伪政权的直属报纸有：南京的《民国日报》、《新南京报》。帅报》等，上海的《中华日报》、《平报》、《新中国日报》等。汪伪政权还办了一些地方报纸，如《苏州新报》、《杭州新报》、《蚌埠新报》等。日本同盟社的华文部是日伪报刊的主要新闻来源。汪伪的中华通讯社、中央电讯社同日本同盟社建立直接联系，参加为日寇宣传的“大东亚广播”活动。南京日伪广播电台有1938年建立的“南京广播电台”，1941年3月该台改称伪“中央广播电台”。
   广州的《迅报》是日本军部机关报。在广州、武汉，日伪也相继设立了广播电台。
   日伪的新闻事业，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全中国和奴化中国人民的法西斯政治服务的，它们大肆宣传“东亚圣战”、“建立东亚新秩序”、“中日提携”、“和平救国”、“反共救国”等法西斯和汉奸卖国谬论，它们无耻造谣诬蔑，任意虚报“战绩”，并挑拨离间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在天津，以国民党名义出版的《新华报》，造谣攻击共产党；在上海，假借共产党名义出版的《红旗》，攻击重庆国民政府，并署名‘周恩来”。日伪报刊还发表大量黄色材料，宣传吃喝嫖赌极端腐朽的人生哲学。日伪电台还播送靡靡之音来消磨中国听众的意志。总之，日伪的新闻事业就是想用反动腐朽的宣传内容来欺骗、麻醉和奴役沦陷区的人民，但它遭到中国人民的抵制和反抗。上海《中华日报》曾被群众和报贩撕毁，并有传单号召“消灭汉奸师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