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昨天写了一篇社评《质中共》，内容说了三件事：第一，今天的内战责在十八集团军坚持解除敌伪军武装，没有像国民党军那样的联合敌伪军，而在受到国民党军与敌伪军的联合“清剿”以后，又实行了自卫的步骤，没有听候“剿除”；第二，战时实行了民主的解放区坚持要在战后继续实行民主，与国民党的夺政于民的方针不合，因此造成了“南北朝”，因此违反了“要变不要乱”的主张；第三，共产党应该把人民的军队私卖给国民党“销为日月光”，人民的军队光了，人民就可以“争自由，争宪政”，就可以“一切不让”。这些问题都是当今国是的根本问题，我们现在无需乎借大公之名掩大私之实，借人民之名掩权贵之实，只请大家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大公报这次所说的有多少是真理？
八月十一日，当时日军尚未投降，一切盟国统帅都命令所部加紧对敌作战，我国蒋委员长也电令“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惟独对于十八集团军则命令“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地驻防待命”。这里前一个命令是实际上不生效的，因为其他集团军多在离前线很远的后方，而十八集团军则连年坚守前线，要十八集团军就地驻防，当然是利于敌伪的。甚至同时蒋委员长竟命令各地敌伪军“维持秩序”。就是在这种古今中外所没有见过的离奇条件之下，朱总司令作为一个爱国军人坚持进攻敌伪军。须知这些还未投降的敌伪军既然就在十八集团军的面前，则十八集团军只要不想等候敌伪军来缴自己的械，就不得不前去缴敌伪军的械，这是明明白白的道理。蒋委员长说是要十八集团军“驻防待命”，虽然至今三个多月过去了，并未“待”到什么“命”，但是这个借敌伪之手消灭十八集团军的存心，现在却是完全证实了。十八集团军究竟何罪于国家，必须如此置之死地？敌伪究竟何功于国家，必须如此深仁厚泽？是的，十八集团军可恨可恶，因为他们八年中始终在最前线无援无靠地团结人民，硬拚苦拚死拚，因为他们的血肉染红了祖国锦绣的山河，他们就这样地抗击了百分之六十五的敌军和百分之九十五的伪军，没有像胡宗南之流多年没见过一个敌人，没有像汤恩伯之流日失一城，日蹩百里，因此在敌人投降的时候，十八集团军靠敌人最近，不象其他军队在老远的后方要等美国飞机美国轮船从天上水上运去！因此十八集团军就是“匪”，就活该没有受降的份，只有这些昔日的败兵残民之将今天才应该身据要津，向英勇血战的十八集团军大张挞伐！是的，不但这些败兵残民之将可喜可爱，而且我中华民族不共戴天的仇寇敌军伪军也可喜可爱，因为他们都一样地忠实于反共剿共！但是任何一个大公无私的人，能够同意这些么？能够无视这些悖谬的事实，忍心害理地把十八集团军对敌伪的不妥协，轻轻指为应负内战的责任么？
中共对于敌伪军汉奸卖国贼是绝不妥协的，但是谁也不能说这就叫做内战，而且中共对于国内团结，却正是不惜再三妥协的。毛泽东同志不辞艰险，毅然来渝谈判，正是这一点的最好说明。中共力求和平，不但因为全国人民需要和平，而且也因为解放区人民需要和平。必须记着；自日本投降以来，中共再三表示竭力避免内战，自国共会谈纪要发表以来，中共再三要求忠实执行双方协议，而在抗战期间宣称主张政治解决的国民党当局，这时对于自己所允诺的政治解决却默不作古，对于自己所签字公布的会谈纪要却视同废纸，反而再三散布中国过去与现在只有“剿匪”而无内战的理论，以为挑战的根据。其实国民党当局也不是不需要和平，但是他们害怕和平，因为一旦和平．就不能不面对着他们所害怕的政治经济改革，而既不改革，就又不能不害怕与中共和平竞争的失败。因此他们宁可选择战争。大公报说：“事实上，当毛先生留在重庆时，山西的争降战已在开始，津浦陇海平汉三条铁路的破坏已在进行。及至毛先生返回延安，广大的北方到处起了砍杀之战。”在这里，大公报故意隐瞒了主要的事实。山西的争降，究竟是谁向谁争呢？北方的砍杀之战，究竟是谁向谁砍杀呢？声名狼藉的阎锡山，公开与敌伪军联合打进晋东南，为敌军解围，为伪军加官，在长子施放毒气，强占十八集团军所收复的潞城襄垣，更进而向十八集团军最老的太行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直到这时，十八集团军忍无可忍，才起而自卫。而大公报对此事原委一字不提，只轻描淡写地说“在这时山西的长治被八路军攻占了”。其他在绥远、河北、辽宁、河南、湖北、广东、浙江、江苏、安徽等地，也无不如此，这些因已迭见本报，读者自可复按，这里不便多占篇幅。傅作义、马占山等过去诚然曾经是爱国军人，但是这也决不能成为他们今天联合敌伪进攻更爱国的军人的护身符呀。当然，命令傅作义、马占山等进攻者，还别有人在。事实上，当毛泽东同志留在重庆时，《剿匪手本》已经满天飞了；及至毛泽东同志返回延安，“剿匪”密令已经到处发了。这些就是今天发动内战的无可抵赖的真凭实据。解放区军民既然成了“剿匪”的对象，既然受到攻击，为什么不许破路自卫呢？难道应该“开门揖盗”“束手待毙”吗？大公报隐瞒了这一切铁一般的事实，却单单把十八集团军自卫的还击罗列出来，甚至把三边外围国民党军的内部冲突也写到十八集团军的账上，这难道是大公无私的态度吗？
大公报说中共要求特殊化，要求南北朝，要乱不要变．我们承认中国今天确有这种人，不过不是中共而是国民党的七届。全国人民要求还政于民，国民党当局也曾在口头上说要还政于民，而解放区已经在实际上还政于民，但是国民党当局却偏偏要夺政于民，还政于党，这不是闹特殊化是什么呢？中共赞成大公报十一月二日社评《中国政治之路》与十一月十二日社评《让人民讲话》的主张，要求全国各村镇各具市各省区直至中央的政权，一概由人民选举产生，并且在华北与东北首先实行起来，并且愿意在各方代表监督之下重行选举一次。这时国民党当局却偏偏不愿意实行这个民主的办法，尤其不愿在它党化的南方实行民主选举，这不是闹南北朝是什么呢？全国人民要求变，变了才可以不乱，但是国民党当局却偏偏不肯变，以至在西南，西南乱，到京沪，京沪乱，到平津，平津乱，治财经，财经乱，治教育，教育乱，治党务，党务乱，治军事，军事乱，治全国，全国无不乱，这不是要乱不要变是什么呢？今天的中国，走民主的路必定统一，必定不乱，但是走不走这条路，在于国民党当局的决策。现在大公报却把这个决定的权力推在中共的头上，岂不“张冠李戴”！？须知“把国家弄成不统一，并导国家于大乱”的，正是不赞成“一概由人民选举产生”而且遍发《剿匪手本人并要限期“剿除”中共的国民党当局啊！
末了大公报劝我们不要讲人民的武力，说“这是值得一辩的”。我们劝大公报与孙中山先生一辩。孙先生在民国十三年十～月十日北上与段棋瑞谈判和平统一的时候，发表一个著名的宣言，里面说：“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永绝迹于国内，其代之而兴之现象，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国民革命必于此时乃能告厥成功。”今天的十八集团军正是孙先生所说的“国民之武力”，因为它是真正与国民相结合并为国民所有的武力，没有这一点，它如何能在敌后坚待八年之久的抗战而为人民所拥护呢？孙先生不像大公报，认为同民之武力消灭了才能争民主宪政；相反的，他认为在有了国民之武力以后，在全国的武力都变了这种国民之武力以后，才真上没有私兵，没有党兵，国民革命才能告厥成功。军队国家化本是跟着政治民主化来的，军队不化于民主的国家，难道还该化于国民党的“党国”吗？还核化于封建独裁的“国家”吗？现在大公报也承认我们的国家还没有民主化，那么这时要十八集团军和其他人民的军队化到那个“国家”去呢？若是说，现在封建独裁之“党国”的军队还太少了，应该“剿除”民主的军队以加强这个封建独裁的“党国”，然后就可以“争民主，争宪政”，就可以“一切不让”，请问为什么？为什么有了民主的军队就不可以争民主争宪政一定要像今天的希腊西班牙一样才可以争民主争宪政？中国人民争民主争宪政这多年了，为什么直到今天，还只有解放区争到了民主，而在国民党及其军队的统治下，虽大公报也不能不承认还没有民主，为什么中国的反民主派可以让大公报空谈其民王，惟独对于解放区及其支持者的民主的军队却要动员飞机大炮敌军伪军来实行联合攻击？由此可见，反民王派所反的，所怕的，只是真正的民主的事实，而不是任何民主的空谈，而民主的军队。正是民主的事实与民主的空谈的分水岭啊！
大公报在抹煞受降办法不合理的事实，隐瞒国民党发动。剿匪，，的事实，并把国民党当局要乱不要变的事实转嫁给共产党以 后，配合着今夭国民党军敌军伪军乃至美军向解放区的大举猛烈进攻，跑到火线上来要求共产党强迫人民的军队放下武器，向反动派无条件投降，说是这样“就会被全国同胞弦歌丝绣而奉为万家生佛”。好一位妙舌生花的说客呀！但是夭下一切大公无私的人们请判决吧！大公报在这里是大公呢？还是大私？在若干次要的问题上批评当局，因而建筑了自己的地位的大公报，在一切首要的问题上却不能不拥护当局。这正是大公报的基本立场、昨天的社评当然不是例外。
（原刊１９45的年11月２１日重庆《新华日报》）
参看《简史》３５０～３５１页，《通史》（二）１０１６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