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0日，“再思媒介：人工智能时代的数字感性与城市传播”圆桌论坛在苏州大学天赐庄校区红楼会议中心举行。论坛由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浙江大学数字沟通研究中心联合主办。

（图为与会专家学者合影）

本次会议关注到数字技术冲击下城市传播系统的重构，催生了新的城市文化形态。人们的日常生活深受新技术环绕、浸润和架构的影响，从而产生了新的“数字感性”。基于此背景，我们重新审视媒介与传播，并拓展了媒介概念的内涵。会议设置了四场圆桌论坛，来自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和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与会，围绕此话题展开讨论，交流观点，碰撞思想。苏州大学人文社科处处长陈一教授、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孙玮教授、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执行院长陈龙教授出席本次论坛开幕式并致辞，苏州大学传媒学院陈霖教授主持开幕式。

（图为论坛现场）

（由左至右分别为陈一教授、孙玮教授、陈龙教授）

一同见证他们对电影的赤子之心第一场圆桌讨论由苏州大学传媒学院张梦晗副教授主持，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周计武教授评议，四位专家以媒介为基点，展开探讨。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文科资深教授、数字沟通研究中心主任黄旦以《人猿相揖别，只几块石头磨过：谈谈技术与媒介》为题，对媒介学的建构及“如何理解媒介”等议题进行思路梳理。他以“只几块石头磨过”作为比喻，形象地描绘了媒介作为居间运作、中介行为的重要角色。在媒介学的视角中，“媒介”并非本体论意义上的实体，也非某一先在之物或现成在手的器具，而是处于“中间”的一个功能性“位置”。他特别强调了媒介哲学与技术哲学的区别：前者关注技术及其发展对人、社会、自然产生的深远影响，其核心问题是伦理；而后者则聚焦于媒介如何构建新的关联，如何开辟新的世界与境遇，其核心问题是有/无、虚/实或真/伪问题。鉴于媒介学是从媒介的角度展开研究，因而媒介学的建构要从重新理解媒介开始。

（图为黄旦教授）

对世界的多元化表达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姜宇辉教授从“皮克斯的塑料美学”“战争机器的金属美学”以及“Radiohead的空气美学”三个案例出发，引入弗洛伊德有关“uncanny”的表述，以有别于海德格尔和格拉汉姆·哈曼的路径阐发“物性”这一概念，指明了一种“诡谲纷呈”的、如梦境般乍现的物。“uncanny”既在空间层面引起20世纪晚期建筑学领域对“无家可归的空间”的讨论，又在体验层面指向技术和机器带给人的陌异感受。无论是塑料美学、金属美学还是空气美学，它们都指涉技术、机器以及物给人带来的奇异而独特的体验。

（图为姜宇辉教授）

一同支持青年创作者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李麟学教授从空间、媒介、智能三个维度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下的空间媒介形态。他首先系统梳理了城市空间演变和建筑形态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而指出，在现代城市中，空间与媒介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城市本身已兼具空间媒介的特性。基于此理论框架，李麟学介绍了空间交互艺术、影像表演艺术、数字绘画艺术等多种能够介入当前城市空间与建筑设计的交互类型，并展示了同济大学艺嘉楼内的多个空间艺术案例，直观地展现了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对空间媒介形态所带来的深远变革。

（图为李麟学教授）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潘霁教授以《虚实疏密，方生妙镜》为题，讨论数字驱动的空间杂糅与场景意义产生。他先以“盘古开天地”的典故引出“天空之镜”的说法，这一天空之镜由“巨人身体”作为支撑，映照着人类生存的总体秩序和整体的意义系统。天空之境的“破碎”，意味着巨人身体散落为“诸多小身体”，在人世间生成虚实交杂的“三千小世界”。潘霁指出，重新拼装巨大的虚拟空间，是建构实体共享秩序的重要基础。当前数字媒介催生新的虚实转换，带来元素在虚实间的流向变化、感官单孔与多孔的逐步转变，以及二维与三维跨次元的压平和升维。由此，虚实空间之间在多个面向上呈现出疏密不同的复杂渐变。

（图为潘霁教授）

南京大学艺术学院周计武教授点评指出，前两位学者的报告均从哲学的视角出发，对媒介、物、物性，以及物、媒介、人及其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进行再思考。而后两位学者的报告则为我们在人工智能时代思考城市的未来与人们生存的空间提供了可能性。

（图为周计武教授）

第二场圆桌讨论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青年副研究员李梦颖主持，苏州大学传媒学院陈龙教授评议。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李红涛教授以媒介社会学的视角，发表了题为《忆景：静默的，沸腾的，阈限的》的报告。他通过阐述后疫情时代被弃置与被改造的核酸亭，以及美国“黑命贵”运动中被摧毁的政治雕像等实例，引入“忆景”概念，并详细描述了忆景从“静默的”到“沸腾的”的转变过程。他认为，记忆景观的计划性、稀缺性、地点关联性、持久性等特征，对忆景的传统理解构成了挑战。为此，他提出“阈限忆景”概念，通过对废弃物、商品化忆景、荒芜忆景等类型的划分，以及对不同类型忆景具有的差异化的结构条件、可见性、文化实践、演变策略、追忆潜能的界定，丰富和深化对忆景概念的理解。

（图为李红涛教授）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吴红雨教授以《微缩城市：互联网企业工作空间的生产与实践》为题，从微缩城市的企业版——阿里巴巴与影视飓风入手，探讨了互联网企业如何进行“以厂为家”的空间生产。她指出，阿里巴巴作为互联网大厂已成为“城市”的微缩版，不断经历着空间的充实与改造，营造出虚幻的“家”空间。为突破空间规训，员工创造出了一种使自己“灵活可见”的空间策略。与此对照的是，影视飓风采取了高度扁平化的空间设计理念，并鼓励员工参与空间改造，从而实现了空间使用上的公平与共享。同时，影视飓风还通过空间的游戏化设置，不仅为员工带来娱乐，也在无形中培养了员工之间的共同意象，强化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空间的游戏性，对周边企业的管理产生了激活效应。

（图为吴红雨教授）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曾庆江教授以《媒介化时代城市形象传播的疏离感》为题进行汇报。他提出，从大众媒介时代到媒介化时代，城市形象由稳态固定的认知逐渐转变为多元化、个性化的表达。从静观到体验，从确定到不确定，似乎每个人都在传播城市，但实则对城市形象的真正理解却显得模糊。算法传播和精准推送加剧了这一现象，疏离感由此产生。他认为，为了缓解城市形象传播的疏离感，我们需要从主体合力、内容优化、技术向善三个面向出发，重新塑造城市形象。

（图为曾庆江教授）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执行院长陈龙教授点评指出，我们需要对忆景、“家”空间、城市形象疏离感等概念进行更为深入的追问与探讨。具体而言，忆景的意义发生了哪些转移和变化，这些变化背后又有怎样的政治与商业行动实践，其动因是什么；年轻人为何在感受到大厂“家”的空间的“温暖”之后，仍选择逃离；城市形象传播的疏离感背后映射了怎样的社会变迁，其根源又在哪里。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第三场圆桌讨论由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杜丹副教授主持，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潘霁教授评议。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张生教授进行了题为《“元城”的临在与去媒介化》的报告。他指出，数码平台城市的诞生，意味着“元城”的“临在”。数码虚拟网络与物理实体城市相融合的平台城市，已成为“城市的城市”，或者说是正在充分实现“城市”自身目的的城市。他引入巴塔耶的能量消耗理论，认为元城是作为能量消耗中心的城市。他认为，城市能量消耗方式的变化，导致了城市景观的影像化、城市空间的废墟化以及城市传播的去媒介化。

（图为张生教授）

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孙玮教授的报告题目为《媒介的渗透性——感官的界面，多孔的城市》。她从上海城市广场的苹果实体店和乌鲁木齐中路的菜市场两个案例谈起，认为界面构成了城市异质系统的接合点。界面感官化的趋势，造就了本雅明和齐林斯基意义上多孔的城市，界面是媒介渗透性的集中呈现。由此，界面理论构成媒介理论的一个批判性范式。从媒介渗透性出发，为展开媒介学提供了一条重要的通路。

（图为孙玮教授）

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孙藜教授以《惊奇于“交转”的显现：手的新生》为题发言。他从手的存在论位置出发，认为手和手指是我们“第一”的、也是最新的媒介，人创造了自己的双手，手也创造了人。他进一步以手的时间性为视角、以手与图像媒介的关系为进路，对媒介文明史展开了一个基于“手”的“新生”的切面审视。他认为，通过拉图尔所谓的“用眼睛与手去思考”，我们在惊奇于“交转”之显现的同时，能够借此厘清媒介研究的基本理路。

（图为孙藜教授）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潘霁教授点评指出，城市的废墟化与多孔性构成了一种互文关系。城市本身的平台化蕴含了多种可能。城市能量的消耗、转化，同时也是媒介于其间发挥作用的过程。关键在于，在何种条件下，能量的消耗与转化能够促进界面本身的贴合、交转、渗透，促进城市孔洞的生成。

第四场圆桌讨论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周海晏副教授主持，《探索与争鸣》主编叶祝弟先生评议。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王婧副教授的报告题为《从声音开始，思考数字感知技术的结构》。她认为，传感器捕获的身体差异性数据在商业、政治以及国家治理等多种情境中得以应用，而算法等技术则为人的感觉结构塑造了一种特定的“预制感觉”。她进一步强调，当所有数据均被用于预制感觉时，我们实际上已经置身于全新的政治环境当中，即纳米政治。纳米政治这一概念有助于理解氛围化的政治和政治性，譬如群体、机构、社会层面的诸般政治事件，都能够通过声音、触摸以及特定的感受方式，贮存在我们的皮肤之下、内脏之中。

（图为王婧副教授）

当代艺术家石玩玩以《社交与网络：作为重建公共关系的当代艺术》为题作报告。他认为，现代艺术旨在创造新的视觉经验，是对艺术史负责；当代艺术意在重新思考主体性问题，是对生活世界负责。通过阐述自身的艺术实践，引入《西北街的微光》《照沟渠》等相关艺术案例，石玩玩指出，在一个新的、伟大的技术时代，艺术的价值在于重建社交网络，以重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关系的力量。

（图为当代艺术家石玩玩）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邓剑副教授以《晚近中国电子游戏里的感性——逃杀、自走、放置以及无条件的被爱》为题，探讨了逃杀类游戏、自走棋游戏、放置型RPG游戏、美少女游戏这四类电子游戏类型。通过梳理中国游戏史的社会思想谱系，并对这四类游戏的玩法进行剖析，他认为晚近的游戏设计透露出一种悲观社会的感性，也即在“母性的敌托邦”当中沉溺。悲观社会的感性由此透露出悲观社会的想象力。

（图为邓剑副教授）

苏州大学传媒学院陈霖教授的报告主题为《流渗、型塑与自反——媒介性视阈下当代艺术的数字感性》。他认为，流渗、型塑、自反构成了当代艺术的数字感性的基本特征。数字技术与感性的接合点正是数字感性的内核所在。在他看来，以当代艺术的数字媒介实践为经验场域，从流动与渗透的艺术网络、作为感性型塑机制的装置，以及祛魅与敞开的自反性叙事三个部分入手，能够助益于数字时代感性交往关系的缔结。基于以上阐述，他进一步指出，所有这一切最终都须指向数字感性构成中维持对装置掌控的“凝想者”角色。弗鲁塞尔所谓的凝想者，在某种意义上即是当代艺术的理想形象。

（图为陈霖教授）

《探索与争鸣》主编叶祝弟点评指出，四位学者的报告向上沟通了“神明”，体现出数字感性的诗意。向下沟通了物质性的“大地”，由此打开了丰富的感性的空间。

（图为叶祝弟教授）

论坛闭幕式由李红涛教授主持，黄旦教授、陈霖教授发表致辞。黄旦教授表示本次会议不仅充分展示了媒介的复杂性，也对我们提出了具备复杂性思维的要求，并提醒我们在研究中要警惕两点。一是警惕“双脚站在原地打移动靶”，应将打“固定靶”与“移动靶”有机结合，既要保持理论定力，也要具备思考和及时应变能力。二是要警惕“没有靶子却一直在打枪”，虽然媒介常常隐身不见，我们需要通过媒介的呈现去探究其本质，但想法只是研究的开始，切勿仅凭现象反证意识的存在。

陈霖教授在总结中特别引述了黄旦教授关于技术与媒介区别的表述：前者关系“开物”，后者意味着“开世”。他认为这一区分能够澄清许多问题，并强调正是二者的互构，使得媒介研究具有复杂性，而这次论坛邀请到传播学、哲学、建筑学、文学、文艺学、艺术学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交流与探讨，展开思想碰撞，正是面对复杂性的应有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