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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真求是媒介圈精粹 | 盗墓与盗版:知识产权纠纷与盗墓小说内外的创造性劳动

编辑: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作者: 时间:2024-05-30 访问次数:10

2024年5月28日下午,由浙江大学数字沟通研究中心、浙江大学美学与批评理论研究所与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共同主办的“启真求是媒介圈第十期学术沙龙”,在中西书屋·大众书局(浙江大学校园书店)举行。维吉尼亚理工大学宗教与文化系副教授倪湛舸发表题为“盗墓与盗版:知识产权纠纷与盗墓小说内外的创造性劳动”的讲座,讲座由浙大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特聘副研究员严毓倩主持,浙大文科资深教授、数字沟通研究中心主任黄旦,浙大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范昀,浙大百人计划研究员罗婷及数十位师生聆听交流。


(图为严毓倩老师主持沙龙)


在网络小说的重要类型中,“盗墓小说”所引发的知识产权纠纷尤为引人注目,可以说盗墓与盗版息息相关,同时盗墓小说虚构世界的内外都充满了创造性劳动,它成为了一扇用以考察知识产权建构的不确定性与盗版行为的复杂面向的窗口。本次讲座中,倪湛舸副教授以文本分析与案例分析为方法,挖掘出小说人物的勘探、发掘和再阐释工作,强调了数字劳动对各种文化遗产的依赖这一真相,阐述了“盗”对于私有财产的侵犯与鼓励共享资源的创造和积累的双重内涵,又结合作者和跨媒体改编者在版权游戏中的身份游走,与粉丝再创作者对版权制度合理性的质疑,捕捉到了创意经济下资本扩张和知识创造之间的根本冲突,并展示出盗墓小说在冲突张力中的魅力。


(图为倪湛舸副教授在演讲中)



在第一部分,倪湛舸副教授以“知识产权和盗版在现代中国”为主题,考察了西方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如何被引入中国,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和20 世纪末21世纪初为两个重要节点,从知识分子创造者的角色演变、科技决定的生产条件和法律制度的建设三方面解释了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与此同时,中国在创造世界经济奇迹的情况下仍旧被称为“盗版大国”,不同学者曾对此作出不同解释,这些研究展现了知识产权与盗版的矛盾、国家对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经济转型追求和人民生产消费山寨文化的矛盾,以此证明了全球资本主义创意经济的失败,并揭示出创造是一个集体劳动、交流共享的过程,创造性劳动大于服务于数字资本主义和主流国族构建的创意劳动,包含了对知识产权的无视、侵犯和质疑。


第二部分则以“创造性劳动、共享资源与盗墓想象过程”为主题,倪湛舸副教授仔细研究了盗墓小说的创作过程,以《鬼吹灯》《盗墓笔记》以及《西出玉门》为例,展示这些故事如何化用共享资源去讲述冒险故事。她解释,中国传统故事以“冒险”这一主题转变成了现代西方意义上的小说,并以中国传统的志怪方术和来自西方的大众科学和流行文化作为共享资源被盗墓想象所提取,而部分流行文化资源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盗版,强调了盗墓与盗版的联系。《盗墓笔记》进一步折射了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强调了“盗墓贼”的认知劳动,并且以盗版途径极大接收了来自日美同人文化,为盗墓小说的共享资源增添了新的创作版块。《西出玉门》则以女性读者的参与极大丰富了盗墓小说这一新生的共享资源,同时关注到了产权制度中的国家力量。


(图为沙龙现场)


第三部分,倪湛舸副教授把目光投向虚构世界之外,从“创造性劳动、知识产权与盗墓影视改编”的角度研究这三部小说的影视改编以及由此而来的版权纠纷。这些纷争是多方面的,既展现了作者和跨媒体改编者关于著作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侵权者身份游走,也展现了文学和商业之间的冲突,即同人小说创作者作为集体创作的创造性劳动者又被定义为新的盗版群体,因而数字资本通过对粉丝免费劳动的剥削实现和提升文化产品的市场价值;既存在盗墓题材的封建迷信和国家审查制度的把关问题,也存在影视改编中对女性故事的淡化与封锁陷阱。这些由盗墓小说延伸的纠葛,最终揭示出了知识产权制度所服务的资本和国家对创造性劳动的收编和山寨精神的持续反抗。


(图为现场互动交流)


在倪湛舸副教授分享后,主持人严毓倩老师以及多位师生从“创意劳动”和“创造性劳动”的概念区分,粉丝文化的性别阅读视角划分,创造性劳动的物质性,全球文化的环流等议题和角度进行积极提问与讨论,倪湛舸副教授结合本次讲座内容和过往研究对问题一一应答,回应师生们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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